一个生态和谐的城市，必然是一个人和动物和谐共存的城市。“上海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遵循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社会共治的原则。”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阎锐表示，这部条例对上位法的基本制度进行了必要衔接和细化，并重在体现上海特色，助力上海“生态之城”建设，为更高水平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松江叶榭林地，常有獐出没。这个獐极小种群恢复与野放项目栖息地，活跃着70多头獐，工作人员种植了獐喜欢吃的黑麦草。这个生性胆小的上海“土著居民”在这里自由繁衍生息。

  城市的另一头，嘉定区浏岛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茂密的树木下，十多名孩子和家长在鸟类专家的指引下，寻找着乌鸫、珠颈斑鸠、白头鹎等身影，上了一堂“沉浸式”观鸟科普体验课。

  自2013年起，上海积极探索与超大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栖息地保护模式，选择了一批生态基底好、野生动物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探索建立了一批野生动物栖息地。浏岛野生动物栖息地、叶榭獐极小种群恢复与野放项目栖息地都在其中。

  “此次立法一大亮点就是建立市野生动物栖息地制度。”阎锐说，条例将市野生动物栖息地作为立法核心内容，专门作出具体规定，形成全过程制度安排。明确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定期对栖息地状况做调查、监测和评估，对拟列入市野生动物栖息地名录的野生动物栖息地编制保护方案，经修复、评估后，列入市野生动物栖息地名录。明确区主管部门按照市野生动物栖息地维护技术规范等规定，来维护管理；对于建设项目可能会影响栖息地的，要求予以避让或采取一定的措施消除、减少不利影响，并明确禁止破坏栖息地环境和毁损设施设备的有关行为。

  “上海是高度城市化地区，建立具有上海特色的市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制度，为野生动物资源生存预留更多空间。”市绿化市容局副局长顾晓君表示，将会同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进一步巩固来之不易的栖息地修复成果，尽快建立和完善市野生动物栖息地制度，明确保护要求、管理方式和维护职责，依法严格查处破坏市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行为。

  野生动物栖息地取得了良好的生态和社会效益，而种种环节均需资金支撑。目前栖息地管理维护费用主要源于财政拨付、企业自筹两类渠道。有限的预算，造就了栖息地的管护水平和管理成效参差不齐。记者发现，野生动物保护经费纳入政府部门预算被写入法条，这将使得栖息地建设更有保障。

  松江区野生动物保护站曾被送来一只豹猫，原来是被主人家养的，豹猫性格凶猛，经常偷吃，后来主人不想养了，便将它送到野保部门，最终被上海动物园收容。

  “我们这里既有执法机关罚没的珍稀动物，也有市民捡到送来的野生动物。”据上海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以前收容较多的是两栖爬行类和鸟类，现在有不少狐狸、貉、貂等，更不可思议的是豹猫、薮猫等动物。

  随着市民群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提高，慢慢的变多市民关心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的问题。“我们期待意外受伤的乌龟、蜥蜴，被弃养的‘异宠’动物能获得及时救护，能有一个专业而温暖的‘新家’。”在立法征询中，好几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反映，市民对个人已经饲养的野生动物希望有一个处理途径，建议对个人送交的野生动物，相关机构给予收容救护。

  此次立法对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作了原则规定。阎锐表示，《条例》规范了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制度，要求主管部门加强收容救护能力建设和统筹协调，明确收容救护机构应具备的条件和职责，同时，规定相关组织和个人可以依法参与收容救护工作。

  要收容一只野生动物一般要通过一套程序——先经过一个月检验检疫，受伤的动物还会接受救护和治疗。健康或痊愈的野生动物，如果无法在野外生存，便养在园内。调研中不少人反映，市、区两级特别是区级收容救护机构有待建立完整，收容救护场所、设备、人员、技术标准等需要加强。这在立法中也有所反映。《条例》规定，对收容救护工作涉及跨区或者需要其他区予以协助的，明确主管部门应当充分协商、积极努力配合；必要时，可以由市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统筹协调。

  顾晓君说，该局将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建立健全市、区两级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体系，指导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建立配备相应专业方面技术人员、救护工具、设备和药品的收容救护场所，并向社会公布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及收容救护场所信息，“确保因受伤或其它原因要救护的野生动物得到及时、就地、就近、科学的救治和保护。”

  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是上海本土野生动物，因为其超强的适应力和可塑性，在繁华都市中“越活越好”。调研显示，上海至少约260个社区或绿地有貉分布，集中于松江、青浦、闵行三区。

  城市里的“不速之客”是生态环境变好的证明，却也给居民带来新的苦恼——它们会不会攻击人？居民能否投喂？……

  因为有居民乱投喂，一些小区的貉成群出现、大量繁殖。复旦大学保护生物学研究团队的一项调查发现，存在投喂野生动物和湿垃圾管理不当的小区，貉的密度可能翻番，会造成野生动物和市民生活之间的矛盾。

  早在立法征询时就有人建议，将禁止投喂野生动物写入法条。吸纳各方意见后，此次条例明确，禁止投喂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野生动物。“阻断非自然食物源，让野生动物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种群繁育，这也是出于保护野生动物健康的需要。”顾晓君说。

  针对一些野生动物在居住区内分布扩散、干扰居民正常生活的情况，《条例》提出了应对之策：居住区内发现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异常等情况的，可以向区主管部门报告，由其组织采取措施。

  在青浦、金山等地农村，曾有一种特色小吃叫“熏拉丝”，色泽金黄、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以前金山等地区的饭店常常会售卖这种食物。

  2020年，熏拉丝被禁，如今已难见踪迹。当时金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向商超、餐饮发放公告，禁止生产、加工、销售熏拉丝，违反者将依照法律来追究法律责任。“熏拉丝使用的主材蟾蜍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单上，禁止食用。”顾晓君说。

  除了熏拉丝，这部法规还禁止食用哪些野生动物？《条例》明确，禁止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禁止食用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野生动物。

  据悉，目前上海监测记录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150种，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超过325种，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6种。“我们将加强本市重点及‘三有’野生动物保护。”顾晓君说，已经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启动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修订工作，以保障其种群数量和种类的稳定。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湿地条件优越，处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的重要中转点，野生动物特别是野生鸟类资源比较丰富。小天鹅、白头鹤、黑脸琵鹭等“明星”物种都是本市迁徙候鸟中的常客。

  此次立法加大迁飞候鸟保护力度。条例明确，区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候鸟迁徙高峰期,加强对候鸟迁徙停歇地和越冬地等重点区域的巡护”。

  尽管严织一张保护网，依然会有一些珍稀野生动物“漏网”。今年5月，市绿化市容局联合公安部门开展专项执法行动，检查近百家商户，现场查获画眉、红胁绣眼、红喉歌鸲、暗绿绣眼等一批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和“三有”保护鸟类，还查获多种陆龟、蛇类、蜥蜴等野生动物，其中不少野生动物就是违法猎捕、运输而来。

  此次立法对这些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说“不”。条例明确，禁止违法猎捕、运输、交易野生动物以及从事法律和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性行为，禁止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

  野生动物保护需要全社会参与。根据条例，在野生动物栖息地，人类从事的活动应当有利于保护、恢复、改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禁猎之外，条例明确在市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禁止行为还包括：禁止开挖取土、阻断水源等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行为；禁止破坏、损毁有关保护、监测和科普等设施设备。

  荷兰生物学家蒙诺·施图森在《达尔文进城：城市丛林如何推动进化》中说，“了解城市化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很重要”。

  如何协调人与城、人与动物的关系？此次立法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词是“修复”。比如《条例》中明确的栖息地修复，提出对原生状态退化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做修复，提升野生动物生存环境质量。在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们看来，这是一种理念上的转变，倡导在全社会树立起一种对野生动物的共同保护意识，增强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价值认同。

  近年来，在上海各大野生动物栖息地，因地制宜的生态修复，让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其中，全市森林覆盖率已从1999年的3.17%提升到2022年的18.51%，良好的生态环境底蕴，为野生动物繁衍生息提供了庇护环境和保护氛围，物种和数量呈现恢复性增长。

  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就是一个生动案例。自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水生生物资源和多样性均呈现恢复向好趋势。去年，长江口监测到鱼类种类达45种，较2021年增加了7种。其中，长江江豚监测数量达13头次，今年4月还监测到一头新出生的幼豚。这既得益于水生生物资源的科学养护，也基于各方力量的联动参与。比如，长江口近海水域，120余个常规渔业监测点和濒危珍稀水生生物监测点记录着“水生物种家底”，并与全流域监测科研单位共享共用，合力保护珍贵濒危物种。

  城市野生动物的保护，非一日之功，亦难凭几个人就能完成。要实现人与动物的和谐共生，还需激发市民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引导全社会形成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理念。这在立法中都有体现，比如条例明确本市“每年11月为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4月的第二周为爱鸟周”。条例还强调，保护野生动物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将“社会共治”作为保护工作原则之一，从保护巡护、宣传教育、捐赠资助、行业自律、信用管理、投诉举报等多方面，提出具体实际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