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出现异象。一八六一年七月，一颗巨大彗星拖着明亮的尾巴出现于西北天空，引发北京城民恐惧。城民认为那是皇帝将离开人世的征兆。后来在九月五日拂晓，日、月一起升起，五颗已知的行星在天上排成一列，犹如一串糖葫芦。中国各地的观察者早早就起床，观看这难得一见的五星连珠奇景。有人说那是清朝将中兴再起的迹象，但至少有一位观察者对如此天象所代表的意义感到不解。赵烈文写道：“瞻仰昊天，一喜一惧。”曾国藩本人把五星连珠视为吉兆，而且湘军就将在那一天攻下安庆。但就在他思索天意的神秘不可测时，有一名从北京出发的信使正在快马南奔的路上，要将皇上驾崩的消息传给他。

  咸丰帝死于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享年只三十岁又一个月。直接死因可能是结核，但从较幽微的内心层面来看，逃离京城后未能再回京的他死于羞愧和耻辱。九月十四日接到这消息时，曾国藩写道：“天崩地坼”。这消息使他斗志全消。那天晚上他难以成眠，想着这位不幸天子的际遇。曾国藩省思道：“思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十有二年，无日不在忧危之中。今安庆克复，长发始衰，大局似有转机，而大行皇帝竟不及闻此捷报，郁悒终古，为臣子者尤感深痛！”

  咸丰帝的壮年早逝，对整个王朝来说是个凶兆，因为君王健康与长寿，代表上天满意他的统治。满清王朝的统治正当性，大部分有赖于清朝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两位于位最久的皇帝，其中之一的乾隆帝，即咸丰帝的曾祖父，在位长达六十三年，史上未见。因此咸丰帝在位只十一年，在仍年轻力壮之时就病死，令人深感不安。但更令人惶惶不安的，乃是国祚的延续倚赖皇位的父死子继，而偏偏咸丰帝膝下单薄。尽管多年来在欢乐的圆明园里一直有十八位后妃在旁陪侍，但咸丰帝只生了一个能继承皇位的儿子。而一八六一年八月时，这个儿子只有五岁大。

  透过一名来自上海的外国访客得悉咸丰帝已死，太平天国朝廷大喜过望。从战场回来不久的洪仁玕立即发布檄文，将皇帝的早逝归咎于失德。他在这份充满怨恨的檄文中写道：“咸丰幺幺小子，博弈酗酒，取之尽锱铢，挥之如泥沙。圆明园其醉乡也，设男院其渔色也。今则园已灰烬，身堕地狱。”至于年纪尚幼的皇位继承人，洪仁玕写道，咸丰帝“遗数龄之余孽，难继妖传”。铁正热，王朝气数已尽。他宣告道：“正可乘势顶天，无愧英雄立世。”

  洪仁玕对咸丰帝的指控，并非全是他个人所杜撰，而是在转述过去一年已传得沸沸扬扬的部分流言，即肆虐中国的诸多灾祸乃是咸丰帝及其满人朝廷失德所造成，他们的失德显已触怒上天，使他们失去天命。北京英国公使馆的一名医生在咸丰帝去世的几个月前报告道，北京的精英分子似已对清朝不抱信心。与他交谈过的人都不支持叛军，但也告诉他“他们不爱当今王朝，或对当今王朝的稳定不抱信心”。他说：“他们说那曾是个好王朝，存世已两百年，但曾作为其特色的美德和勇武，已因为奢靡和淫逸的生活而消磨殆尽。”“奢靡淫逸”正是一般人对咸丰帝生活的认知——整个国家逐渐崩溃之际，他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与后妃窝在圆明园里。从这个观点来看，英法摧毁圆明园不是帝国主义行径，而是上天的审判。

  但那些北京精英（像曾国藩那样）不认为王朝的覆灭必然是不幸；王朝终会走到尽头，由更强大的王朝取而代之，那是天理之必然。这位医生写道：“他们都以为它大限已到，天意要它亡，它不得不亡，它现在已是一蹶不振，即使复兴也不可能长久。他们说一蹶不振纯粹是构成它的诸多成员道德败坏所致。”巴夏礼往来长江途中，也在与他交谈的几位清朝官员那儿听到类似的言论。巴夏礼说，就连武昌的湖广总督，整个清朝文官体系里最有权力的官员之一，“似乎都觉得它超乎历代王朝平均值的国祚，乃是造成它衰败的足够原因”。那位总督告诉巴夏礼：“朝廷之弊在于……体制的全然虚假，在北京未先改革之前，要在诸省追求改革，乃是徒劳。”那位总督只是长江流域里发出类似看法的诸多官员之一，而巴夏礼觉得，“这一段时期的不幸迹象之一，乃是有那么多位高权重之人愿意承认局势败坏，却提不出对治之道，并且对这样的结果，除了诉诸宿命，未提出别的说法来解释”。

  刚无奈接受安庆失陷的太平天国，尚无力进军北京，但满清皇帝之死，让他们在重整旗鼓之际士气复振。英王陈玉成被切断与皖北残部的联系，但李秀成部这时在东边攻城略地，几乎所向披靡。启程展开那场最终功败垂成的西征之前，李秀成已攻占上海以西和以北的江苏省大部；这时，结束经江西和湖北的征途东返，他将用兵矛头指向江苏南边的浙江。浙江是大清帝国人口第三稠密的省份（次于江苏和安徽），在面积稍小于肯塔基州的区域里，住了两千六百万人——几乎相当于当时美国全国人口。

  李秀成规划攻占浙江时，愈来愈不理会洪仁玕的意见。洪仁玕身为总理，负责协调诸王意见，批可诸王的行动。但洪仁玕不想拿下浙江，至少当时还不想；他想要安庆，即使该城已经失陷，他仍坚信李秀成和陈玉成能够再次出征，将之从曾国藩手中夺回。控制长江仍是他巩固中国南方这一战略构想成败的关键，他不愿放掉长江。那年秋天，他从南京致函李秀成，求他停止攻打浙江，带兵再溯长江而上，继续与曾国藩周旋。洪仁玕在函中告诉李秀成：“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徽）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李秀成回函道，安徽首府安庆今已无望，他不愿离开浙江。洪仁玕大怒，但束手无策。

  洪仁玕将长江喻为长蛇，以湖北省会武昌附近为蛇头，上海附近为蛇尾，乃是自古即有的战略原则，曾国藩也服膺此一原则。该原则不仅强调武昌与安庆居于上游的优势，而且强调应控制广大的内陆农业生产区，即在此前诸王朝眼中比海盗为患的沿海地区远更重要的地区。但这个古老原则未能说明十九世纪上海和其他沿海通商口岸前所未见的经济发展，也未能说明海上贸易在取得武器和补给物资上的新重要性。李秀成认识到如今在东部可赢得的财政和军事资源，远多于过去，因此，尽管洪仁玕力劝他再攻安徽，他仍坚守巩固富饶且人口稠密的华东诸省的计划，太平天国的整个战略重心随之移到东边。

  洪仁玕败战桐城回来之后，整个变了一个人。飘飘然的统兵作战滋味、桐城战败的经验、他的运动一直未得到有力的外国支持，三者和合，促成他性格中较阴暗的一面显露于外。他的反清宣传，仇恨之意更浓，他与其他诸王更为不和。而他不在南京期间，权力结构——一如他所担心的——已有了微妙但重大的调整。他回南京时，天王已下旨，群臣的奏折不再需要干王盖印才转呈天王，因此他不再是洪秀全与外面世界之间唯一的斡旋者。天王的儿子洪天贵福这时已获擢升到仅次于其父亲之位，地位高于洪仁玕。洪仁玕仍是掌理对外关系的总理，仍主掌朝政（其他诸王前来他的王府议事，而非他去其他诸王府议事），但他不再是太平天国指挥体系里公认的第二把交椅。这一贬职，再怎么微不足道，都令他耿耿于怀，而且忠王不甩他命令一事，尽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仍意味着干王在整个指挥链里的地位已不再如过去那么明确。

  至少在外国人眼中，洪仁玕仍和过去一样令人激赏。富礼赐，也就是来南京搜捕英籍佣兵的英国领事馆官员，在停泊于长江上的一艘小船上度过数月，洪仁玕从战场回来后，富礼赐与他会晤。富礼赐说洪仁玕是“我所见过最有见识的中国人”，并宣称“如果整个太平天国都是这样的人，中国很快就会是他们的”。英国皇家炮兵上尉布拉基斯顿（Thomas Blakiston）记下富礼赐的话，然后以那些话为基础写成一本富有影响力的书。书于来年在伦敦出版，名叫《长江上的五个月》（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此书有助于英国阅读大众了解干王，让他们都觉得他或许能使太平天国治下的中国步入开明之境。这本书谈不上在为太平天国本身辩护，而且富礼赐觉得南京有许多令人遗憾之处；但他也看坏清朝，称清朝的腐败是“全国性痢疾”。

  富礼赐判定，英国唯一能做的事是冷眼旁观，让这场内战自己打完。英国人必须从大局着眼，从大局考虑，外贸短暂受损或传播基督教之类问题都无足轻重。他主张，中国得走过动乱期，新秩序才有可能出现，“但愿英格兰或法国不要干预打得正激烈的内战，以免局势更乱！”富礼赐未表态偏于哪一方，但他坦承令他有好感的是叛军，他待在南京期间叛军待他“客气”、“着实谦恭有礼”。他告诉布拉基斯顿：“和一群人生活在一块，必然会对他们感兴趣，而且喜欢上他们。”

  但洪仁玕不在京期间，太平天国遇到几个外交挫败。最令人头痛的是何伯与巴夏礼的无理要求：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太平天国不得进入上海方圆五十公里内，或许还不得进入其他通商口岸的方圆五十公里内。但即使撇开这些官方接触不谈，传教士圈子里支持太平天国最力的人士，已有一些人在洪仁玕出征期间放弃在南京居住的计划。艾约瑟于三月第一次前来南京，也就是洪仁玕出征后不久。艾约瑟对南京的初步印象，和前一年秋天杨格非的印象一样正面。他写信给妻子艾珍道，叛军首都“居高华美”，天王似乎是“在宗教问题上可以说得动的人”。

  但因为一些简直是枝微末节的原因，艾约瑟搬到南京的计划告吹。天王给他南京一栋房子供他的传教团居住，但房子稍小——挤两家人太小——艾约瑟夫妇找不到愿意和他们一起共挤在这么小间房子的另一对传教士夫妇。洪仁玕出征在外，南京城里没有人为他们争取较好的房子。艾约瑟不愿丢下年轻妻子一人在上海，但如果他们单独住在南京，无另外的传教士做伴，他出去传道时也没人陪她或保护她。“大家都觉得那样不妥，”艾珍写给老家父母的信上说，“我无法长时间落单。”而且她身体虚弱，艾约瑟（与许多传教士同僚不同）不是医生。她担心她时时需要人陪伴，“必会牵制到他工作”。

  于是他们打消在南京居住的计划，决定改去天津。在那里，他们能得到仍驻守该城的英军协助，而且天津已是通商口岸，他们能租到自己中意的房子。艾珍不用担心没有英国人陪伴，而且他们盼望能获准在北京附近设立传教团。但那年夏天，艾珍以二十二岁芳龄死于发烧和腹泻，这些希望终将成为泡影。艾约瑟为她换上结婚礼服，将她葬在天津。

  同样在那几个月期间，杨格非也决定不住南京。他于一八六一年四月，洪仁玕与李秀成都出征在外时，第二次来到叛军首都。他觉得南京城安静到像个死城，几乎见不到老百姓。所有店铺都奉天王之命歇业，只因为他愈来愈疑神疑鬼，担心清廷间谍乔装成商人潜入南京。在杨格非眼中，人民似乎害怕他们的统治者，天王性情变得更加多变难以捉摸；晚近就有几个店铺老板不顾他的禁令开张营业，结果遭草草处死。但杨格非会晤的太平天国诸领袖仍欢迎他的到访，表示希望他留下来传道。但除了不安于南京的情况，他还担心他从上海洋人身上察觉到的对叛军的敌意。有位货运业者拒绝载杨格非的同事艾约瑟到南京，说“他绝不会帮忙送他去和这些‘匪徒’（worthless fellows）在一起”。许多洋人怪叛军干扰丝与茶的贸易，而这位货运业者正代表了他们的心声。有鉴于此，杨格非担心他若住在太平天国领地，会得不到支持或与洋人圈子断绝联系。

  最后他选择到武昌对岸的汉口设立传教团，即一八六一年三月何伯和巴夏礼已开辟的通商口岸。八月他乘汽船抵达汉口时，下游打了许久的围攻安庆之役正步入尾声，汉口则牢牢掌握在清廷手中。英国在汉口派驻了领事（把李秀成的信留住未发的那个人），而且汉口有定期邮寄服务，因而他觉得长远来看汉口比南京安全。但在汉口，他未感受到在南京那种无偏见的开放和好客，毕竟在南京，天王亲自对他下了欢迎外国传教士的诏旨。汉口和武昌以曾国藩的追随者居多，他们对洋传教士似乎毫无好感，与叛军的态度截然相反。曾国藩把清朝和太平天国的战争称作本土儒家与外国基督教的战争，从这个观点来看，传教士正在宣扬叛军的教义。因此，仇视基督徒渐渐成为湖南人引以为傲的特点。杨格非在汉口与某个湘军将领共进早餐时，就体会到他的传教士同僚在曾国藩势力范围内的省份将面临的处境。那名将领吹嘘过“湖南的军事伟业和湖南人的勇武”后，向杨格非解释道：“不担心他们会相信耶稣，耶稣的宗教不可能会在那个著名省份扎下深根。”

  洪仁玕等人不在南京期间，至少罗孝全继续待在那里，住在干王府二楼套房。但比起初来时，这位白发浸信会教徒更加困惑于自己的职位，而据访客所说，他仍对谒见洪秀全时不得不下跪心怀不满（事后来看，那是他唯一获准拜见天王的时期）。他也抱怨太平天国领袖不愿接受他的宗教指导。但他继续在英文报纸上为叛军辩护。一八六一年三月，即洪仁玕离京去招兵的两星期后，罗孝全投书上海《北华捷报》，驳斥某些人所谓太平天国只能打天下、无法治天下的说法。“现在不是谈和平的时候，”罗孝全写道，“在杀光‘妖朝之人’以前跟他们谈和平，就好比在杀光亚哈全家之前跟耶户谈和平。”

  罗孝全为太平天国继续兴兵反清辩解，招来英语报纸主编的嘲笑，尽管随之常招来支持他的人的激烈反弹。《北华捷报》于一八六一年九月刊出一篇社论谴责他，但在收到——用那些主编的话说——“我们不得已承认比我们所认知的更大大赞同他的来信”之后，该报几乎立即又刊登一篇社论收回前述意见。《德臣西报》指罗孝全从“既不明智且站不住脚”的角度来看待叛军，指他主张他们拥有的“消灭反对者的权利和义务，就和神权统治下的犹太人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一模一样”。但他们全文刊出他的投书，而那些投书辗转传入了英语世界。尤其是在美国，他的投书引起热烈的反应，替太平天国赢来普遍的支持，因为罗孝全是他们自己人。

  罗孝全的观点是《旧约圣经》的硫黄烈火观，把太平天国视为在替上帝惩罚罪人。他在一八六一年七月投书《德臣西报》说：“革命，特别是内战，不为一般人所乐见，也肯定始终不为一般人所乐见。”但在中国境内的暴力行动背后，他看到有个“更高的力量”在运作。“上帝未冷眼旁观这场（太平天国）运动，”他写道，“上帝说过，‘哪一邦哪一国不事奉你，就必灭亡。’”罗孝全表示，当前在中国进行之事，不折不扣是上帝对不愿事奉他的清帝国——甚至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惩罚报复。罗孝全深信，一如约书亚消灭迦南人，太平天国也是在遵奉耶和华摧残满清帝国的旨意。最后，他为这场战争的发起给了极尽冷血的理由，断言：“从最崇高战争的角度来看，如果杀掉这国家一半的人，将使另一半的人得以认识何为正义，那其实不是比维持现状来得好吗？”

  清朝皇位的五岁继承人是咸丰帝妃子叶赫那拉所生。叶赫那拉是年轻貌美的满族女子，十五岁时就被咸丰帝选入宫中为妃，二十岁时生下一子。咸丰帝所生的小孩，只有两个活过一天，那个儿子是其中之一（另一人是女儿，无权继承皇位）。男孩成为皇位的当然继承人，年轻的叶赫那拉在宫中的地位，顿时由第三级妃嫔“贵妃”升格为皇太后，级别与已故皇帝的皇后相当。后来叶赫那拉以她皇太后的徽号“慈禧太后”名闻中外。日后，慈禧太后将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并列十九世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人；但在此时，她身为新皇帝生母的地位，仍是有名望而无实权。

  至于真正的权力转移，咸丰帝于临终时指派八名他最亲信的满人大臣——肃顺、载垣、穆荫、端华和另外四人——辅佐他的幼子。照传统做法，新皇帝太年幼而无法主政时，由一名或多名顾命大臣总摄朝政。顾命大臣通常是已故皇帝的兄弟或堂兄弟，将代幼皇帝掌理朝政，直到他成年为止。清初两位年幼皇帝就经过这样的摄政过程，但当年的经验告诉后人，必须交出大权时，顾命大臣通常不想放。清初那两位皇帝成年后，都发生险恶的权力斗争。但由于咸丰帝继承人年纪特别小，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可望掌理朝政至少十年，才会受到成年皇帝挑战。

  这些大臣正是当初随咸丰帝避难承德避暑山庄的那些满人大臣，属于朝中主战派，痛恨洋人在国内出没。他们盼望废除新签的条约，觉得恭亲王奕对洋人太软弱。他们主掌朝政之后，恭亲王为新设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拟的计划——亦即竭尽所能安抚洋人，同时集清朝仅余之力对付太平天国——能否施行，随之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但对曾国藩来说，他们掌理朝政是件好事，因为他在朝廷的最大靠山肃顺是顾命八大臣之首。事实上，立皇太子由八大臣辅政的谕旨，就是由肃顺代写；咸丰帝临终时非常虚弱（官方档案如此记载），无法提笔亲写谕旨，于是由他口述，交他最信任的大臣写下。

  对顾命八大臣权力的唯一牵制乃是两位皇太后：叶赫那拉和咸丰遗孀慈安皇太后。咸丰死前给了她们各一枚代表皇权的印章。以小皇帝之名发出的任何谕旨，都必须盖上这两个印章才算合法。谕旨将由顾命大臣拟制，但两位皇太后拥有印章，实质上拥有否决权。较年长的慈安皇太后一如预期，恭顺好说话，但八大臣很快就发现，叶赫那拉不想事事照他们的意思办。随着她申明自己的独立地位，扬言撤回对他们决策的批可，清一色男性的八大臣和新皇帝生母之间的关系开始慢慢的变紧张。

  十月下旬，咸丰帝梓宫终于运回北京时，双方的紧张关系白热化。护送梓宫的行列浩浩荡荡，皇上遗体放在棺材架上，由一百二十人抬着。身为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护送皇上遗体，其他大臣先行，以便梓宫抵京时迎接送葬行列。两位皇太后与先发队伍同行，在门帘紧闭的大轿里护佑小皇帝，小皇帝安稳地（且具象征意义地）坐在他生母大腿上。其他顾命大臣就在前面，伴随她们而行。先发队伍于十一月一日抵京，受到大批身穿白色丧服的文武官员和众多好奇民众迎接。那天天气很好，凉爽晴朗，万里无云。

  两位皇太后比肃顺早一天抵京，迅即有所动作。她们一抵京，恭亲王就带了一支卫队前来觐见。走在两位皇太后前头的其他顾命大臣想阻止他接近小皇帝，一如先前他们阻止他觐见逃难的皇兄。但这时京城是恭亲王的地盘；与英法交战之后，他恢复了北京的秩序，很得民心，而且改组后的北京卫戍部队效忠于他。诸位顾命大臣想阻止他靠近小皇帝，恭亲王扬言谁敢阻拦，他的卫队就不客气，于是如愿见到皇帝。

  在避暑山庄时，两位皇太后就已和恭亲王的弟弟秘密会晤了数星期，这时候双方——拥有皇上印章的两位皇太后和在京城有权有势的恭亲王——则照着先前谈定的计划行动。恭亲王陪她们进京，随侍在侧。那天下午，肃顺仍在护送皇上灵柩途中，恭亲王召集群臣，宣读经两位皇太后盖印、以小皇帝名义发出的圣旨，指控肃顺等大臣叛国。不久，他又拿出另一道圣旨，下令逮捕他们治罪。当天晚上，恭亲王的弟弟率领一支满人卫队驰往肃顺扎营处，在帐中将其逮捕。其他顾命大臣在各自的北京住所被捕，恭亲王将圣旨公告于京城各处。

  加诸八大臣的诸多罪名，主要围绕着那场丧权辱国的对外战争来铺陈，其中一条指控八大臣以卖国建议误导咸丰帝，导致清廷与英法兵戎相向。圣旨指责他们劫持巴夏礼等特使，因而失信于英法联军，招致额尔金挥兵入侵京城。除了要他们为洋人入侵一事负责，这道圣旨还指控他们违反皇上本身的意愿，阻止皇上回京。最后，慈禧太后个人指控他们假造那道指派他们为顾命大臣的遗诏。她宣称咸丰帝死前那一天，她一直待在皇上床边，说他身子弱得无法开口讲话，更别提口述遗诏要臣子写下。

  案子很快就审毕定谳。不到一星期，宗人府（审理宗室贵族案件的司法机关）就裁定顾命八大臣犯了上述所有罪行。其中五人遭革职，发配西部边疆。三位高阶成员——载垣、端华、肃顺——被判死刑。慈禧太后特赐年长的载垣和端华以绢自尽，以彰显她的仁慈，但那其实只是象征性的恩赐；他们事实上被吊死在宗人府的地牢里。对她的头号对手肃顺，她就没让他这么好过。十一月八日下午两点，在众多民众围观下，他在北京菜市口被砍头。

  下令逮捕顾命八大臣的那道圣旨，还以小皇帝的口吻要求她的生母慈禧太后应亲掌朝政，应从最高阶亲王中择一或多位大学士辅政。于是，以恭亲王为首席军机大臣，慈禧成为清朝的新统治者。

  洪仁玕返回南京后，继续和来京的传教士会面，尽管他已开始厌倦于讨好他们。大部分传教士远不如杨格非与艾约瑟那样有手腕或老练。赴中国传教虽是去解救众生，却也是危险工作，投入这份工作的洋人中，狂热分子和品性可虑者占的比例特别大。在上海租界，有许多人（即使不是大部分人）瞧不起生活在他们周遭的传教士；有位年轻美国人在家书中写道，传教士“到处可见，但很抱歉，我得说他们的名声不如在国内那么好”。有位英籍海关官员参加了一场教会礼拜式，礼拜式“由为了看来较崇高的职业而放弃补鞋匠工作的某人”带领。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国内找不到更高尚的人来传教，实在令人遗憾。”

  就有一位这样的传教士，使洪仁玕在族兄洪秀全面前很难堪。有关此人的原始资料未提及他的名姓。这位洋人在南京待了几星期，夜里住在河中小船上，白天在南京城里传道。身为涉外事务的主管，洪仁玕得为这名传教士在京城里的行为负责，但他无法每天跟着他四处跑。一没人管，这位传教士就开始在街头宣讲洪秀全不是真正的天王，太平天国不是真正的天国。他妖言惑众的消息，最后传到洪秀全耳里，洪秀全开始留意。有一天夜里，这位传教士声称有急事要与城里的洪仁玕谈，说服两名城门守卫不顾禁令打开南京一道城门。此事危及京城的安全，也触犯了整天疑心有敌人秘密渗透进来的天王大忌。据洪仁玕所述，这两名城门守卫“挨了一千大板，差点就被砍头”。洪秀全接着拿掉洪仁玕主管太平天国涉外事务的职掌。

  这件事之后不久，有位来自香港的老朋友，伦敦传道会的郭修理（Josiah Cox）来到南京。洪仁玕与理雅各一同传教时，郭修理就认识了洪仁玕，但看到干王时他差点认不出那就是当年他认识的那个传教士助理。洪仁玕胖了许多，而且比起当年那个“清瘦、衣着破烂、积极的本地助手”，他似乎变得“比较粗鲁”。第一次接见时，洪仁玕坐在王座上，冷淡、难以捉摸，显得有一点距离，感觉因郭修理的出现而几乎浑身不自在。他与郭修理交谈时，语气中透着厌烦。他说：“郭修理先生，你知道我一直对外国人和传教士很友善；这给我带来麻烦，让我遭到贬职。”他表示歉意，但也很坦白。他接着说：“老友来访，我本该早点来迎，但我耻于见你。”郭修理告以好消息，想让他高兴：他告诉洪仁玕，在英格兰，他们如今已知道干王是谁，干王将把中国带往啥地方。他们对他寄望甚高。郭修理说：“那里有许多人关心你事业的顺遂，我们教会的长者要我鼓励你信守圣典。”洪仁玕回以“我感激在心”。

  然后郭修理问到在南京开设传教团的事，洪仁玕差点勃然大怒。他站起来，满脸涨红，高声说第一个搞得他名声大坏的人就是个传教士。他跟郭修理说起那个诋毁天王的洋人，说那人如何拿洪仁玕的名号在夜里骗守卫开城门。他告诉郭修理，就因为那个传教士轻率的行为，“我被降了两级，拿掉涉外事务主管一职”。他愤愤告诉郭修理：“现在我和涉外事务没有瓜葛，你别跟我谈正事。”然后他坐回王座，顺一顺他的黄龙袍，想恢复平静。

  洪仁玕让郭修理在南京只待了一晚和隔天部分时光，但已足够让这位传教士知道洪仁玕在南京的家人和朋友非常担心他。罗孝全低声道，洪仁玕的印刷部员工，有两位刚因为未照天王要求更动印刷品内文而被天王下令处死。洪仁玕的哥哥（洪仁玕离开香港后安排在理雅各家为仆的那位），不久前才带着儿子前来南京和洪仁玕同住，他私下告诉郭修理：“传教士不该来，因为教义不同，天王不会容许自己教义以外的其他教义存在。”他恳请郭修理为了他弟弟好，勿在南京传道，以免引来“又有个干王朋友在批评我们教义”的闲话。此外，天王的教义与西方传教士所宣扬的道理愈来愈背道而驰。在新近颁布的一连串诏旨中，天王表明世上没有圣灵；圣三一除了上帝和耶稣基督，第三名成员就是他本人。由于洪仁玕对天王的影响力可能不保，郭修理担心洋传教士与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关系只会更糟，从而也只会使太平天国朝廷与洋传教士所属政府的关系变糟。

  但在那堵恐惧与前途未卜的高墙背后，那个过去的洪仁玕——一八五二年春出现在韩山文家门口的那个圆脸客家人，让理雅各“特别喜爱，极为敬佩”的那个人——仍偶尔现身。对郭修理来说，旧洪仁玕于他到访那天下午出现在他眼前。他们一起用餐，然后，洪仁玕终于变得随和，回到他过去的样子，如郭修理亲切地说起的，找回“他过去那种充满感情且流利的言谈”。他生动谈起他从香港跋涉到南京的故事，透露他对太平天国未来令人振奋的希望。他诉说出征时维持军纪的不易。那天他带郭修理参观了他的王府，府内房间摆满书籍和洋人送的纪念品，但金银财宝让郭修理投以责备的目光。他不以为然地将洪仁玕的世间财宝看过一遍，向他的老朋友说：“哇！你变了，现在有钱了。”郭修理接着又说：“我仍是以前的我，拥有平和。”

  洪仁玕心里猛然罩上一层阴影。他答以：“世上多的是在天上无一席之地的王。”

  马克思于一八五三年预测，太平叛乱将大大削弱英国在华贸易，从而“将火星抛到现今工业制度过度负载的地雷上”，但事实上最初的发展并非如此。英国对华贸易在这场叛乱期间反倒成长，只受到卜鲁斯禁止与叛军通商的限制。上海与广州等通商口岸的中国商人仍购买棉织品和印度，贩卖茶叶和丝，而且数量都有增无减。就在这场战争席卷上海周边地区时，英国贸易也在成长，跌破所有预测和预期。因为，一如事实所表明，当本地的运输网瓦解时，中国商人只剩一条路可走，也就是将他们的茶和丝卖给洋人，出口到国外。因此，即使在一八六○年太平军横扫江苏时，即使在英国人从上海向逼近的太平军开火之后，丝的出口也不仅未减少，反倒在隔年成长三成。事实表明，中国这场内战不足以撼动英国既有的全球贸易格局，至少在只有中国烽火连天时是如此。但一八六一年夏美国也爆发内战时，这个格局就开始动摇。

  一八六一年春夏，英国决策者正面临清帝国可能瓦解的局面时，在地球另一端，美国也走向流血裂解之路。格雷伯爵在贵族院发言台上提醒“毁掉亚洲政府容易，为其换上新政府不易”时，美国南方邦联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成立才十天。那年三月舰队司令何伯正与中国叛军打开关系时，林肯在华府就任总统。到了四月，湘军与太平军在安徽的战事升级时，美国已有十一州脱离联邦。一八六一年七月，鲍超与曾国荃正在安庆城外屠杀数千叛军战俘时，美国内战第一场重要战役于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附近的布尔河畔爆发。

  英国夹处于两场战争之间，中国与美国是英国前两大市场（对中贸易包括直接贸易和经由印度的间接贸易），而兰开夏的纺织厂——英国工业的命脉——靠两国的局势稳定来维持。这些英格兰工厂所购进的原棉有四分之三来自美国南部，成品则有将近一半在远东卖掉。美国棉花供应可能在不久后中断一事，令英国政治人物大为忧心，忧心英格兰的国内制造业经济会垮台——南方邦联有许多人指望英国因为这层忧心而派兵参与美国内战。而事实上，尽管一八六一这凶险的一年到来时，英格兰的货栈里有堆得满满的原棉，但是担心日后供应中断的恐慌，不久就把价格推升到使英国纺织业在亚洲无法获利的地步。中国人自己也种植并加工棉花，但工业化的英国能以低于中国产品的价格出售自家纺织品到中国，不过，美国内战爆发后情况改观，因为英国纺织品变得太贵，中国人不再从外购买。英国对华出口一落千丈；从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纺织品贸易额少掉三分之二，而且还继续在减少。英格兰工厂开始一家家关门，到了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兰开夏的失业率已达六成。棉荒已然降临。

  但棉花只是英国对外贸易的一部分。过去，英国商人在中国购买的绿茶有三分之二由美国人喝掉。但由于美国市场的这一需求也消失，英国商人不得不往国内市场大倒存货，结果可想而知（如同上海某位英国商人直截了当说的：“国内的茶叶市场已完蛋。”）。如果对华贸易自成一体，不受外在因素影响，英国人或许会因美国爆发内战而短暂忧心，但最终只是一场虚惊——就像在美国还天下太平的时候，他们经受住中国的内战那般。但对英国人来说，中美两国的市场盘根错节，密不可分，因而到了一八六一年晚春，两场战争的同时进行已危及英国经济命脉。

  有个办法可能让英国化险为夷。照额尔金所签条约而新开放的中国通商口岸仍然冷清，但未来看好。由于英国在其熟悉的中美境内市场销量都暴跌，英国人开始寻找新市场，而最有胜算的办法似乎是扩大在华贸易——不只进出口贸易，还有通商口岸之间的贸易，特别是长江沿岸口岸间的贸易。毕竟在长江这条大河上，洋人的蒸汽动力船比起当地靠帆桨驱动的船大占优势。由于美国内战爆发，中国的通商口岸重要性大增，成为尚未开发而可能挽救英国对外贸易免于垮掉的宝地。然而这些口岸正好位于中国战区的中央。随着美国情势急转直入和益发混乱，英国迫于形势，开始重新评估过去耐心面对中国变局的政策。简而言之，就不可以再等：在中国境内，英国得拥有有利可图且日益扩张的市场，而达成这一目标的最直接办法似乎有赖于叛军的配合，至少在初期是如此。而至目前为止，英国一直避免和叛军建立贸易关系。

  对英国境内大部分人来说，中国是遥远的异域；但美国，一如达底拿在白河口毅然指出的，则与英国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因此，对中国这场已经打了十年的内战，英国一贯的因应作风是拖沓而迟疑不决，与此相反，对美国内战的因应则明快利落，毫不迟疑。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七日，林肯宣布封锁南方邦联所有港口，这一战争行为使这场冲突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更接近内战而非仅仅是叛乱。五月十三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南方邦联的交战国地位作为响应。此举表示英国将把南方邦联视为竞逐统治权的独立政府，而非不合法的叛乱组织。英国政府代表维多利亚女王，要求英国人民对美国内战采中立态度。

  交战国地位意味着南方邦联能向英国银行借款，能向英国制造商购买武器和必需品（但不含炮艇）。南方邦联希望英国政府带头更进一步表态，正式承认南方邦联为抗击北方联邦入侵的独立国家。为此，南方邦联派外交官赴英格兰与法国，为他们国家的实质主权地位辩护，因为国际法原则建立在现实情况上，而非建立在当事人所希望实现或声称已是事实的情况上——或如罗素勋爵所说的：“交战国权利问题，关键不在原则，而在事实。”帕麦斯顿和罗素私底下支持南方邦联独立，希望美国永远一分为二，降低其对英国世界贸易霸主地位的威胁。

  英国境内的中国政情观察家，个个都看得出中美两国情势的相似，英国政府给予南方邦联交战国权利那一天，伦敦《》刊出一篇社论，呼吁给予太平天国类似的权利。由于清廷成立由恭亲王主持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英国视之为额尔金“大声敲打京城城门”的可喜结果），还有舰队司令何伯走访南京一事，非常有可能让英国如愿和叛军建立通商关系，英国因此觉得有可能同时与中国境内的两个政权发展出有益且友好的贸易关系——而《》认为这一情势将是中国“迈入光明未来的第一步”。

  该报主编主张，欲与内战双方建立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重点是英国保持中立，而保持中立的关键，在于英国正式承认太平天国如南方邦联一般，不只是叛乱团体，还是争夺统治权的政府。他们写道：“实质主权地位于南方首都得到确立已有十年，我们大家都希望这一主权地位至少在他（南京天王）的交战国权利里得到承认。”他们撇开道德考量，认为为了英国未来在华贸易的现实利害，必须承认这一地位。他们接着说道：“他掌控了中国的水路大动脉，我们若不与他磋商，就只有打他。前一选项似乎容易，另一选项则是愚蠢至极。”

  两个星期后的五月三十一日，来自格里诺克（Greenock）的苏格兰籍国会议员邓洛普（Alexander Dunlop）在平民院发言，呼吁政府承认太平天国在其控制区里的主权地位。他在发言中称太平天国为“诸省的实质统治者”，中国境内“两冲突团体”之一——将太平天国界定为交战势力的主要词句——且要求政府责令中国境内的英国人在交战双方之间严守中立。那和英国政府刚宣布的对美政策如出一辙，若成为官方政策，卜鲁斯将不能再禁止英国商人与太平天国通商，太平军攻打清廷所控制的城镇时，舰队司令何伯也不能干预。此外——尽管邓洛普表示他并无此意——英国商人将可以自由贩、军需品、非武装的汽船给中国叛军。炮艇则不在此列，仍受到《国外服役法》（Foreign Enlistment Act）的禁止（但美国的南方邦联已在寻找此一政策的漏洞）。巴夏礼和何伯要求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方圆五十公里一事，将不得施行。而一如在美国所见，承认太平天国为交战团体，等于是往承认他们为独立国家迈进一步。

  根据罗素勋爵在过去数个月一再坚持的主张，邓洛普要求的中立政策本该是英国一贯遵守的行为准则。但在国会里提出这项动议，显示已有愈来愈多国会议员怀疑明订的政策和中国当地的实情有很大落差。在他的发言中，邓洛普表示：“有足够的事证证明，我国驻华代表所宣告的中立，就叛军一方来说，并未真的守住。”在他看来，南方邦联与太平天国的相似之处，明眼人都看得出。他主张：“太平天国向中国皇帝开战，获得成功已有很久，和美国的诸分离州一样有资格获承认为交战团体。”

  邓洛普洋洋洒洒列了英国违反中立的事例，而且这些事都伤害英国与叛军的良好关系：一八五八年额尔金航经南京时炮轰该城；卜鲁斯于一八六○年接受清廷付款以支付守卫上海的开销——邓洛普称（小心避用“佣兵”一词）此举已使中国皇帝得以“将我们女王称作他的封臣之一，我们女王出兵保卫中国，然后如属国般从他那儿领取报酬”。他提到卜鲁斯警告英国商人勿与太平天国通商以免违反国际法一事。邓洛普说：“同一个原则无疑未被用于美国的诸分离州上，英国国民未被警告不得与南卡罗来纳州来往。”邓洛普说，他所希望的，只是英国对所宣示的中立政策说到做到。他说：“如果勋爵大人向他保证会在中国施行不干预政策，他会乐于撤回动议。”

  邓洛普有强力奥援。另一位苏格兰籍国会议员，来自格拉斯哥的布坎南（Walter Buchanan）附和道，英国应“在中国实行我们已在欧美宣布，作为我们政策基石的那个原则，不干预原则”。他质问为何英国驻华公使如此明显偏袒清廷。他说：“我们正真看到这个古老帝国分崩离析，看到充满了许多活力的新势力、新种族在竞相追求进步与文明，我们要死抱着他们之中最虚弱、最腐败、最不开明的一方吗？”太平天国（在此他提到洪仁玕的影响力）已“承认并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且证明了“他们并未自外于新思想的影响，也不像满人那样死抱着不关心及鄙视他国的作风”。换句话说，太平天国是中国的进步党，如果英国得支持谁，非他们莫属。

  至于太平天国的主权地位这问题，又有一名苏格兰籍国会议员，来自蒙特罗斯自治市（Montrose Burghs）的巴克斯特（William Baxter）痛批英国国内那些将太平叛军斥为“出没于乡间，犯下杀人与惊人暴行……没有正规政府或稳固地盘，十足的抢匪和海盗”的人。他主张——由此可看出在伦敦一地支持太平天国的赛克斯与史卡思等人宣扬的主张日益为人所接受——“实情是他们占据了中国最富裕、最有生产力的六省；而且（帕麦斯顿）已承认作为独立政治势力才几个星期的美国南方诸州的交战国权利，却看不出他不该拒绝已占据中国大片土地长达八年的太平天国拥有那些权利。”

  罗素与帕麦斯顿不为所动。毕竟，英国要能与中国境内叛军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得先假定那些叛军真能治理他们控制的地区，并维持那些地区的秩序，而他们两人受到卜鲁斯意见的影响，都不愿接受这项假设。因此他们反驳道，承认太平天国这项动议没有实际意义；他们主张英国在中国从未违反中立，以后也不会。罗素把刚收到的舰队司令何伯初访南京圆满达成任务的消息告诉议会，并引述何伯向太平天国诸王的保证：英军不会像先前在上海那样阻止他们接近其他通商口岸。罗素问：“那不是中立吗？”（第二轮谈判时，何伯与巴夏礼要求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方圆五十公里，并试图要求在其他通商口岸也比照办理，而这一轮谈判的消息这时尚未传回英格兰）。罗素嘲笑巴克斯特所谓太平天国比清廷更人道的说法，间接表示他的对手失去中立，支持其中一方。“嘿，我可比议员阁下中立许多，”罗素说，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我对那个国家的文明一直不怎么欣赏，对中国人的人道作为又更不欣赏。”

  但罗素以较愿意化解歧见的口吻说，英国不可能放弃在华的中立政策。他说，“那是我们在其他几个国家所采取的路线，”语气中认识到他们拿中国与美国相提并论，“我看不出为何在中国不该照办。”他认为清廷敉平太平天国叛乱或太平天国彻底推翻满清“绝无可能”，但认同其对手的看法，即“我们不该选边站……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政府的立场将始终会是支持中立”。帕麦斯顿勋爵重申“我们的政策是维持绝对的善意中立”，结束了这场辩论。他保证，舰队司令何伯与太平天国达成的新协议，将确使“我们与他们占领的那些地区的通商受到应有的保护，不会遭打断”。他说，提升与清廷和叛军两者的贸易有益于英国，因此，失信于其中任何一方，都将是有害无利。这项动议因此没有必要。

  邓洛普满意罗素的答询，照约定撤回动议。《》认为这场辩论结局圆满，达成了一项共识，“即不管我们所有人对通往中国重生之路有多清楚的认知，从各方面来说，我们都万万不该蹚这浑水”。

  这个时候，李秀成的叛军正在浙江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浙江省会杭州被围八周后，于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底陷落——比起曾国藩部队围攻安庆，李秀成攻破杭州所花的时间少上许多，这有一部分是因为杭州城里有两百三十万人，很快就面临无粮可食的困境。到了十二月十三日，食物已经吃光，守军杀役畜和骑兵队的战马来吃，百姓煮树根和树皮来吃。十二月二十九日，居民受迫于类似安庆居民的绝境，打开城门迎降，街头上有数千具饿死的尸体。但相似之处就止于此。陷落之前，李秀成部队将招降传单射进城里，承诺不伤百姓，并给他们加入太平军或自谋生路这两条路选。大体上看，这个办法似乎奏效。杭州城陷落一星期后，该城附近一名忠于清廷之人以沮丧口吻写道：“因忠王有令不许伤百姓一人，故杭州百姓并不加兵……故百姓皆不苦长毛，而转以官兵为病云。”这人写道，杭州的暴力伤害大部分是自己强加于自己，而非出于叛军之手；满营的满人官兵而死，许多清朝官员自刎，但城中老百姓受的伤害相对较少。

  李秀成知道曾国藩的安庆暴行对民心的影响，因此在杭州竭力以较高的道德规定要求太平军。与过去太平军大肆屠杀满人的做法大相径庭，李秀成给杭州城里的满人和官员生路，尽管其中许多人最终选择自杀。太平军进城时，浙江巡抚在府邸悬梁自尽，但李秀成花钱请人将遗体运到上海厚葬，甚至用心将他的官服与官帽放入棺中一起下葬。他说那是因为他佩服此人的忠心事主。至少有一名清朝官员为这位叛军将领意想不到的义葬举动感到惊愕。他以纳闷口吻说道：“豺狼也，岂尚有人心哉？”

  位于安庆的英王当代浮雕，以社会主义英雄的形象呈现。太平天国的诸位领导人没有一点真实的肖像逃过战火摧残

  杭州是省会，因此是浙江全省的枢纽，该城失陷对清朝在华东的前景是重大打击。但从某些方面来看，太平军在同一时间对较小的沿海城市宁波的进攻，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宁波是通商口岸。自与巴夏礼和何伯在南京协商以来，太平军首次测试何伯是否信守约定不阻挡太平军进攻。宁波位于上海正南方，隔着杭州湾与上海相望，两地走海路距离只约一百六十公里，走陆路则是两倍远。从上海走陆路过来，得先往内陆到杭州，再调头往海的方向才到宁波。宁波距上海甚近，因此宁波的清朝官员寄望洋人也守卫该城，老早就请卜鲁斯派英军过来。但卜鲁斯知道防卫上海已引发争议，母国政府不想再重蹈覆辙，因此发文给他的宁波领事，告知如果内战战火蔓延到该城，他该清楚表明“我们不参与这场内战”。但同时他也致函舰队司令何伯，说“我认为咱们不可以把保护宁波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但如果能在“不致违反我们对这场内战抱持的原则下”，在该城展示英国海军武力，他认为这么做或许能将叛军吓跑。

  舰队司令何伯照自己的意思解读这些指示（和他本人对太平天国领袖的承诺）。一八六一年五月，情况显示太平军把矛头对准宁波和浙江另外的地方时，他派乐德克（Roderiok Dew）上尉驾驶配备十四门炮的“遭遇”号（Encounter）前去劝阻。何伯要乐德克与最接近上海的太平军统兵官接触，仿效三月时巴夏礼成功阻止陈玉成攻打汉口那样，“告知他攻占与破坏宁波城将严重伤害英国贸易”。何伯要乐德克上尉警告太平天国将领，在英国外交官与南京的太平天国领袖联系上之前，“不得对该城有敌对行动”。更狡诈的是，何伯虽承诺英国人不会反对叛军控制通商口岸，却说出巴夏礼未明说的那个威胁。他告诉乐德克：“不必言明必会动用武力，你就让他想起前一年在上海发生的事。”

  警告太平军勿靠近宁波后，乐德克要亲赴该港，协助当地的清朝官员“设下各种障碍阻止叛军拿下该城”。何伯提醒乐德克，他扬言英军会动武制止叛军，只是想吓唬他们，如果太平军真的硬干，乐德克绝不可对他们“真的开战”。何伯下达给乐德克的指示中，就只有这点体现英国中立政策的精神。但何伯似乎认为即使那个约束都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他要乐德克从宁波回报“你所认为足够守住该城的备用欧洲部队兵力”。

  但赛克斯、格雷、邓洛普和巴克斯特等议员的主张起了作用，罗素勋爵恪守他的承诺。他在七月二十四日给卜鲁斯的信中，正式批准何伯下给乐德克的命令，但只认可白纸黑字的部分，即吓唬就是吓唬，不能真的动武。他表达了强烈（且虚幻）的希望：如果太平天国能被说服而远离那些通商口岸，清廷或许也会同意不用那些口岸来当攻击叛军的安全基地，于是就能避开冲突，同时不危害到英国贸易。但从卜鲁斯或何伯的来信，都看不出清廷会同意将通商口岸视为中立区。无论如何，罗素虽同意何伯命令的字面意思，罗素回信却语带尖刻，反映他意识到何伯急于找个借口来开战。在给卜鲁斯的信中，他最后严厉告诫：“但你会了解政府希望无论如何都不要对叛军动武，除非为保护英国国民的性命和财产。”两个星期后，他更清楚地说明政府的中立要求：他写道，除非真为了解救英国国民免于“折磨或死刑”，否则英国在华部队“绝不可干预这场内战”。

  但何伯和卜鲁斯已在为政策万一改变该如何因应预为计划。六月十六日，卜鲁斯写信给何伯，告诉他“我很同意保住宁波所能带来的好处”，但承认“我得到的指示未让我得以名正言顺用武力来达成这个目的”。他要何伯耐心以对，一段时日之后中立政策说不定会退位。他指出，太平天国已答应在这一年结束之前都不动上海，而等到这段期限到期，伦敦政府说不定已因为他转呈的叛军辖区破坏情况报告，重新思考不干预政策。他告诉何伯，明眼人都看得出清廷太弱，压不下这场叛乱，但如果太平天国赢了，他担心会更不利于英国，因为他们满脑子“不切实际的意图”，肯定会“比现行王朝更难对付、更难控制”。

  卜鲁斯的想法不再那么固执。他认为，或许英国不必冷眼旁观，看中国落入太平天国之手。还有另一条路可走，即何伯第一次溯长江而上时构想的那条路：英国人可将所有通商口岸都纳入保护。卜鲁斯一改其原本思维，推断他们甚至能在不违背国会的中立要求下这么做。清朝正使用来自通商口岸的关税支付英国战争赔款，因此，关税的顺利征收与英国本国利益紧密关联。如果叛军拿下通商口岸，切断清廷的贸易收入，清廷将无法偿付赔款（这时仍有数百万两赔款待还），叛军实际上将会切断英国的收入来源——几乎能够说是向英国开战的行为。卜鲁斯认为，在上面讲述的情况下，英国或许可保护通商口岸使之不落入叛军之手，同时仍严守中立。

  循着此一思路导出不顾后果的结论，卜鲁斯问何伯是否能派一整队英国炮艇上行到南京。英国在华兵力不足以守卫所有通商口岸（事实上，这时候上海的英军不到八百名，而且大部分是印度人），因此，何伯的海军或许可“作势将要教训（叛军）首都”，逼他们不靠近诸口岸。

  值得嘉许的是，舰队司令何伯于七月十一日回复道，攻打南京将是“最失策的举动”（两个月后罗素读到卜鲁斯的来信时，也力表赞同）。但何伯如此主张，纯粹出于现实利害。他向卜鲁斯解释，南京太大，非海军所能攻下，若真要攻南京，英国得派大批部队登陆。即使如此，这一攻击最终大概也只是将叛军赶到更内陆，而对这场叛乱的整体走向毫无影响。何伯认为，只要太平天国诸王仍在南京，英国人至少还能和他们协商。尽管何伯没有明说，但卜鲁斯的计划胜算不大，因为何伯很清楚海军武力的局限。英国炮艇的确远优于太平军的水上武力，但炮艇只在水道近旁掌有非常大的优势。如果太平军大军与英国部队在陆上交手，鹿死谁手，殊难预料。

  奉舰队司令何伯指示，乐德克上尉开始在叛军与清廷之间跳起巧妙的芭蕾舞。他先于六月南航宁波，察看该城防御虚实，发现很糟糕。只有一千名未好好编整的守军，城墙上的旧炮也没有弹药。他针对如何强化宁波防御，提了一长串建议给清军守城主将，然后回航上海，循着河道和运河驶入内陆，拜访距上海约三十公里的青浦太平军守军（他们驻守该地未被视为违反勿入上海方圆五十公里的约定，因为在巴夏礼前往南京之前太平军就已控有该城）。乐德克上尉抵青浦前不久，重新招募新血组成的华尔洋枪队刚攻打过那里，而当乐德克上尉接近青浦时，可想而知遭到守军开火攻击。鉴于不受欢迎，他南下拜访驻守乍浦的另一支太平军。乍浦位于杭州湾岸，距上海约八十公里，隔着杭州湾与宁波相望。乐德克上尉的通译称该地的叛军军官特别怪胎，“身穿最亮眼的有色绸服，非常华丽，个个又脏又有病在身，手臂上布满金镯和痂”。乐德克上尉会晤的第一位太平军军官，详述了太平天国与洋人的友好关系，要乐德克缠上他的黄头巾。隔天他见了部队统兵官，那人告诉乐德克他未打算进攻上海或宁波，还请乐德克提供枪和弹药。他告诉乐德克，有许多洋人到太平天国的城市卖枪。

  离开乍浦后，乐德克乘船再下宁波，并带去十二门来自上海英国军械库的大炮，以强化该城防御（何伯觉得除非由英国人亲自操炮，否则不算违反中立）。乐德克发觉从他离开到这次再访期间，宁波官府“除了拔掉城墙墙面的杂草”，未在御敌上有任何准备。他们绝对没理会他提的那些建议，甚至城墙上既有的火炮仍无弹药可用。但乐德克上尉第一次到访时就已向宁波的清军主将私下透露，他认为上级会向他下达协防该城的命令，因此，如果清军未费心自己保护该城，他难辞其咎。舰队司令何伯得悉宁波防务的糟糕时，断定英国试图与清廷合作一事毫无意义。后来他写信给英国海军部说，“除了动用武力协防”，乐德克上尉已竭尽所能协助清廷守卫该城，但“由于清廷官员的懦弱无能”，他的协助“完全无效”。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